王利明，1960年生，湖北仙桃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法学研究会会长，曾任第九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及法律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民法总论》、《物权法论》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法学研究者们也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智力成果。未来中国将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路？法学研究者承担怎样的使命？我国民法学体系建设面临哪些任务？知名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就以上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法治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您如何理解法治的内涵？

　　王利明：要准确全面地回答“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要明确法治的内涵。严格地说，现代法治理念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在中国语境下，法治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一是法律至上。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享有法外特权。二是良法之治。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认同，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法治的效力。在我国，法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基本需要，体现了良法的特点。三是人权保障。我国《宪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确认，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精神。四是司法公正。五是依法行政。行政权的行使要获得法律的授权并受到法律的限制，遵循法定的程序。

　　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是一种“薄维度”的法治。我认为该观点不当。一方面，我国的法治不是对西方法治的简单复制，而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符合我国当前基本经济和社会状况，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稳定的，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法治实践成功与否。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不冲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其参与国家政治和制定法律的权利，并在得到全体公民认可的法律下依法治理国家，规范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民利益，这和法治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律体系不是固定、封闭的，而是动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请您介绍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形成和完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利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努力，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立法方面来看，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使国家从整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各法律部门中基本、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了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就在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以宪法为统帅，以七个法律部门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实现了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满足了社会对法治的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何特点？

　　王利明：主要特点有：第一，本土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没有照搬外国的法律，而是立足于中国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例如，《物权法》中，我国依照主体的不同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法律上的反映，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而形成的。第二，人民性。在法律体系下，我们强调和突出立法为民、司法为民和执法为民，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比如，法律在制定过程中都要征求和最大限度地听取广大社会民众的意见和建议，让法律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诉求。第三，统一性。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单一制国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必须实现法治的统一。但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发展不均衡，法律不可能做到一刀切。所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非常重视地方立法，发挥地方各级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第四，开放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

　　科学规划 扎实稳步推进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之路？

　　王利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但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在积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只有通过法治，也必须依靠法治。为了推进法治建设，我们需要一个战略规划，即法治国家建设进程需要一份“路线图”，对实现法治这一宏伟目标作出战略性规划，设定数个不同的实现阶段，以及每一阶段所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指明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和衡量指标体系。

　　一方面，通过战略规划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前提下，实现向法治国家转型的目标。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按照战略规划所设想的步骤逐步推进，制定预案，通过富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有效避免或缓解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战略规划也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

　　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来看，采取规划的方式推进改革是行之有效的。从立法来看，我们历来都有立法规划，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完备性，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行政执法来看，国务院在2004年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稳步推进政府法治建设；从司法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方面一直采取规划的方式，为司法改革的有序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治建设需要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请您谈谈法治建设战略规划的目标。

　　王利明：制定法治建设的战略规划首先要明确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目标，在此目标下，可以将法治建设的内容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并分别拟定规划，确立各阶段的发展目标：第一，依宪治国规划。构建法治建设的战略规划，必须回归宪法进行顶层设计。依宪治国，不仅要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还要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机制，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得到及时纠正。第二，立法任务规划。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之后，我国立法还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例如，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完善有关社会保障法、对程序法进行必要的修改等。第三，司法改革规划。逐步建立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机构，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四，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一方面，要规范行政权的行使，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明确行政权力界限、规范行政行为程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完善行政诉讼、复议等制度，逐步扩大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和强度。第五，完善对私权的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立法，切实落实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充分保障公民的财产人身安全和私权。第六，进一步加大普法和法治教育的力度，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新手段的运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制度，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推进法治建设离不开法学研究者的参与，法学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应承担哪些使命？

　　王利明：法学研究者首先应当是一个从事法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尽可能为国家、社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法学智力成果。法学家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一是为国家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供理论论证。以现行的法律为研究对象，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敏锐地发现和把握法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法律发展规律和社会现实需要等角度提出立法目标以及完善的方向。

　　二是为司法公正建言献策。法学家可以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确定现行法上所确立的各项法律规则的含义，为裁判者适用法律解决纠纷提供借鉴和参考；还可以通过对裁判者适用法律技术的研究，为裁判者更为妥当地认定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三是传播法律文化，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的理念与精神，特别是传播权利的意识与观念，为中国法治的大厦奠定坚实基础。